非洲下一个十年，押注什么？

一幅地图误导了世人长达四百年。

墨卡托投影将非洲缩小至格陵兰岛般大小，而非洲的实际面积是格陵兰岛的十四倍。

比地图更昂贵的“压缩”体现在资本配置上：全球资本将五十四个国家、数千种语言以及多元的政治经济体系，一概简化为一个名为“非洲风险”的标签。

由此产生了一组鲜明的对比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撒哈拉以南非洲2026年的增长预测上调至4.5%；Absa非洲金融市场指数第十版的平均得分达到56分，创下十年新高；2024年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超过75%，达到970亿美元，侨汇收入增长了14%，达到1046亿美元。

另一方面，2025年的人均GDP增速预计仅为1.9%，一家中型企业若想以本币获取七年期的扩张资金，依然困难重重。

这正是下一个十年必须面对的核心议题。

资本流入之后，究竟流向了何方？支付可以瞬间完成，为何五年期贷款仍难以获取？主权债券拍卖能够获得超额认购，但私人发行人为何难以参照主权债券收益率曲线进行定价？

在我看来，非洲下一个十年最显著的变化，将体现在资本能够更有效地落地。

市场准入仅仅是第一步，吸收能力才是最大的机遇所在。而谁能将金融深度转化为生产性投资，在某种意义上，谁就能获得“吸收红利”。

非洲缺乏的是吸收能力

Absa非洲金融市场指数已运行十年，覆盖29个经济体，其判断依据是50多家在市场实际运营的机构。它将非洲市场从一个叙事转变为一种可比较的公共产品。

纳米比亚证券交易所首席执行官蒂安·巴祖因表示，AFMI在某些方面已取代了世界银行已停用的《营商环境》报告。

这是实实在在的进步。

然而，几年前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位副总裁也曾问道：金融在非洲的转型中是否发挥了应有的作用？

答案是断然的“没有”。时至今日，这个回答依然成立。

宏观得分的提升，并不等同于金融中介化的深化；市场准入的改善，也不等同于投资吸收能力的增强。

我认为，可以将非洲的金融发展概括为一个“吸收函数”：生产性投资融资，取决于宏观稳定、金融中介深度、风险承担能力、项目可融资性、区域市场厚度，以及人工智能和数字基础设施。

在这个函数中，资本供给只是其中一项，传导机制才是关键。

非洲存在一个持续的“缺失的中间层”：大型主权项目和资源项目能够获得融资，微型金融和消费信贷可以扩张，但真正创造就业的中型企业，在获取五到七年期本币融资方面存在断层。

支付能在数秒内完成结算，扩张贷款却要等待五年；主权债券拍卖能够顺利出清，私人发行人却找不到定价的锚点。快钱与慢资本可以共存，但共存并不等同于传导成功。

因此，非洲市场的问题在于：资金流入后，能否转化为工厂、设备、就业和长期收入。

资本流量只是表象，资产负债表能力才是实质。

AFMI下一步该如何发展？我想大约需要增加一个精简的“融资结果仪表板”，涵盖本币公司债的期限分布、私人发行相对于主权曲线的利差、非主权借款人信贷占比、低迷期的融资连续性、抵押品登记效率以及破产回收率。

排名固然重要，但结果更为关键。

一个国家应该能够说出某项因市场改善而发生投资的具体案例，而不仅仅是宣称得分又提高了。

成功并非指更多资本进入市场，而是指更多生产性投资能够在不过度增加脆弱性的情况下获得融资。

非洲企业为何仍借不到七年期贷款

宏观层面，非洲开发银行预计，非洲实际GDP增速将从2024年的3.1%升至2025年的4.2%，2026年和2027年分别达到4.3%和4.5%。22个国家的增速将超过5%，6个国家超过7%。

东非地区以6.4%的增速领跑，其中埃塞俄比亚为9.8%，卢旺达为7.5%，乌干达为6.4%。全球增长最快的20个经济体中，有12个位于非洲。

通胀率从2024年的21.8%大幅下降至2025年的13.6%。

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超过75%，侨汇收入增长了14%，超过了外国证券投资，成为非洲最大的外部非债务融资来源。这些都是真实的好消息。

再看微观层面。

2025年人均GDP增速预计仅为1.9%，高于2024年的1.1%，但仍不足以推动快速减贫，也不足以为快速增长的劳动力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。

AFMI平均得分创下新高，但平均值之下的国家却在分化。

中东冲突的传导效应也不容低估：海湾国家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在2024年达到约970亿美元；海湾劳动力市场的汇款对许多非洲家庭至关重要；海湾石化生产商供应非洲农业所需的尿素和化肥；红海航运中断推高了运输成本。

非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判断，如果中东危机持续超过三个月，可能拖累非洲2026年的经济增长约0.2个百分点。

这个数字不大，但风险是非线性的，财政空间较小的国家承受力更弱。

在我看来，非洲的“增长-金融-生产性投资”三角关系已经出现断裂：增长来自资源、农业、服务和宏观稳定修复；金融得分来自市场基础设施和本地投资者基础；生产性投资则需要期限、抵押品、信用信息和风险定价。

三者之间并未自动咬合。

更麻烦的是，发展话语容易滑回旧轨道：从消除贫困的角度讨论发展，却不去改变产生贫困的经济结构。

卡洛斯·洛佩斯指出，非洲出口的是矿产而非电池，出口的是可可而非巧克力，出口的是农产品而非加工食品。

金融如果只服务于主权债券和消费信贷，价值链就难以提升。

为何这么说？因为这其中还涉及金融主权阶梯的问题。

通常，所谓金融主权阶梯中，第一阶是支付与清算主权：支付秒到、跨境连通、区域支付系统运转。

第二阶是本币期限主权：企业能以本币借七年期贷款，养老金能匹配长期负债，银行不依赖隔夜资金发放长期贷款。

第三阶是抵押品主权：抵押登记、破产法、担保品执行、信用信息，决定了风险能否被定价和转移。

第四阶是区域池化主权：区域交易所链接、共同担保、跨境债券池化可以分散国家风险，但无法消除共同冲击。

第五阶是定价权主权：私人发行人能参照主权曲线定价，投资者能区分国家风险和项目风险。

这条阶梯上存在一个陷阱：用大量持有政府债务的国内银行取代外国债权人，只是将脆弱性从外部转移到内部。

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5年10月的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》对全球新兴市场和前沿市场提出了同样的警告：更深的本地投资者基础确实能抵御全球冲击，但更大的国内买方基础并不总是更好。

被迫购买的养老基金并不算韧性，被动持有的国内需求既不能分担风险，也不能检验价格。主权国家应建设市场，而非成为市场本身。超额认购的主权债券拍卖并不能证明金融发展，公共融资需求下降之后，是否出现更广泛的私人发行和信贷，才是真正的检验标准。

侨汇成为最大的外部非债务融资，这是一个被低估的结构性变化。外部融资从债权人资产负债表部分转向家庭资产负债表，更具韧性、更分散，但却天然难以项目化。

那么，非洲下一个十年，如果要将家庭现金流、养老金、保险资金、主权基金和混合融资转化为长期生产性资本，就必须同时防止“证券化一切”的掠夺性金融化。

金融主权的落地，看的是当外资断流时，企业是否还能借到七年期本币贷款，且不增加脆弱性。

将金融深度连接到工厂和订单上

AFMI提出了四项检验，我将其升级为四个政策与市场设计问题。

第一，快钱可以与慢资本共存，但期限桥梁必须建立起来。

支付秒到不等于企业能借七年期贷款。需要本币公司债、信用担保、抵押品登记、破产回收、养老金长期负债匹配。金融科技的评判标准，应落在是否扩大了生产性信贷和长期储蓄，而非采用率。消费信贷的算法繁荣，说明不了吸收能力。

第二，主权国家应建设市场，而非成为市场本身。

政府证券提供基准和抵押品，但银行过度持有主权债券会挤出企业信贷。需要公共债务管理、投资者基础多元化、私人发行培育。区域池化像保险一样，能分散个体风险，但无法消除共同冲击；共同担保和再保险，比单纯的交易所链接更接近吸收能力。

第三，改变持有人并不改变借款人。

将主权债券从银行转移到养老基金，可以改善期限匹配、降低银行集中度，但主权信用风险依然存在。AFMI应审视底层敞口，而非投资者标签。国内机构能够定价、能够退出、能够再配置，才叫韧性。

第四，只有外国人买入时才运转的市场是一扇窗户，并非一个体系。

外国资本可以分担风险、检验价格，但流入减弱时的流动性和融资连续性才是韧性。要监测外资依赖度和被动持有度，而非只看市场规模。

这四项检验其实都指向了项目可融资性基础设施。

标准合同、担保与增信、仲裁与执行、外汇对冲、本币结算、混合融资、项目准备基金。投资者不应只问国家风险溢价，更应问项目可融资性缺口有多大、用什么工具来补齐。

这是从国家风险定价走向项目风险定价的跃迁。

非洲也并非一个统一市场，而是一块多极拼图。

五十四个国家，若干区域走廊，多个增长极。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真正红利，落在监管可预期性、原产地规则数字化、支付连通和走廊物流上，让中型企业能够跨境融资、跨市场销售。区域价值链比单一国家的产业政策更为现实。

泛非主义2.0的关键目标，是经济自主和贸易一体化。

对国内市场较小的国家而言，这属于最现实的发展战略，而非浪漫宣言。

区域化也有其边界。当各国同时遭遇大宗商品、气候、全球利率冲击时，池子同样会承压。真正的吸收能力，需要国内制度、区域市场和全球定价权三层叠加。

决定非洲吸收能力上限的两块基石

世界银行2026年10月的地区经济半年报将人工智能置于中心位置。非洲最大的近期机遇，在于采用和适配人工智能的实用方案，前提是具备可靠的电力、网络连接、技能、数据、算力基础设施，以及强有力的制度与治理。

在东亚与太平洋地区，人工智能供应链提振了部分国家的增长，技能需求正在变化。

在欧洲与中亚，组织约束、算力有限和数据就绪度不足阻碍了进展。

拉丁美洲急需生产率引擎。南亚的人工智能应用正在上升，但仍远远落后于发达经济体。

在这些情况下，人工智能就绪度对非洲而言就属于金融基础设施，而非单纯的技术政策。

为什么？因为非洲金融最大的成本之一，是信息不对称和抵押品缺失。

数字支付、卫星数据、供应链数据、移动信用记录可以降低信息成本，扩大中小企业信贷。但如果没有破产制度、抵押品登记和信用信息共享，人工智能只会更高效地扩张消费信贷，生产性信贷仍然缺位。

人工智能可以成为抵押品的替代品，但不能替代产权和契约。

评判标准应当是：人工智能是否扩大了生产性信贷和长期储蓄？

人口红利同理。

洛佩斯提醒，营养不良常被当成与经济转型无关的社会政策问题，这种看法有些片面。

长期营养不良影响儿童的身心发育，进而影响其未来的生产力和劳动力市场参与度。对冈比亚这样的国家而言，解决营养不良属于构建未来生产力的关键议题。

庞大的年轻人口只有在健康、受过教育、技能娴熟且能找到生产性工作时，才能转化为经济资产。工厂、数字技术、基础设施和人工智能本身不改变经济，改变经济的是有能力运用它们的人。

因此，人口红利是一套复合基础设施：营养、技能、电力、算力、金融，缺一块都撑不起吸收能力。

基于这样的情况，我认为有几个趋势会持续发展。

一，非洲金融叙事将从“前沿市场”转向“吸收市场”。AFMI下一代将从排名走向融资结果仪表板，将宏观顺风与制度改善分开，数据缺失处诚实标注。

二，非洲债券市场将走向本币化、区域化、增信化。区域共同担保、本币公司债曲线、养老金长期配置和混合融资将成为下一阶段的重点。三轨分化将加剧：资源型主权债市场、区域枢纽市场、前沿小市场。

三，侨汇与养老金将从被动储蓄转向生产性长期资本。侨汇支持的本币债、住房与中小企业贷款、保险和养老金将出现更多工具，同时也要防范高成本金融化的风险。

四，人工智能金融将出现两极化。数字信贷、供应链金融、保险和支付扩张在一极，算法偏见、数据殖民和消费信贷过度在另一极。政策需要“人工智能就绪度+金融就绪度”的双仪表板。

五，非洲贸易将从国家拼图转向走廊拼图。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落地取决于原产地规则数字化、支付连通、港口—铁路—电力走廊和边境效率。金融要支持订单、库存和应收账款，而非只围着主权债券转。

世界地图把非洲缩小了，资本地图也在缩小非洲。

联合国大会以164票通过了“纠正地图”的决议，象征意义巨大。

洛佩斯说，这是尊严问题；认识非洲有多大，才会注意其资源与能力。但地图变大不等于市场变深。

真正需要纠正的，是资本配置地图：即要把非洲从单一的风险标签，还原为五十四个差异化市场、若干区域走廊和多个增长极。

那么，从这个方向出发，衡量非洲下一个十年的标准，大概可以归结为一个很朴素的问题：一家可行的中型企业，能否以本币借到七年期、商业可持续、不过度增加脆弱性的扩张资金？

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从“很难”变成“可以”，非洲才真正算是从准入红利走向吸收红利，也才算是落地的金融主权，这也是非洲市场下一个十年最值得下注的独特资产。
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“东针商略”，作者：东针商略，36氪经授权发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