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仁勋：台积电的崛起，从来不是靠闭门造车

在硅谷硬核极客群体中，Lex Fridman的访谈节目独树一帜。它能让平日里只穿皮衣的科技领袖卸下防备，探讨那些极为宏大甚至带点哲学意味的话题。

最近，英伟达CEO黄仁勋在车内与Lex Fridman进行了一次交流。在这次对谈中，黄仁勋不仅探讨了AI的最终走向，还信手剖析了一个堪称20世纪科技史上最卓越的“财富创造神话”：台湾地区如何在芯片领域，构建起如今这般无法撼动的统治地位？

在半导体成为全球竞争焦点的当下，人们往往将台积电的成功归因于“工程师红利”、“高强度加班”或“对单一技术的执着”。然而，在黄仁勋看来，这一切的根本逻辑，其实是一场延续半个世纪、环环相扣的“开放策略”与“借助外力”的极致较量。

核心技术的突破，从来不是关起门来、埋头苦干就能实现的。历史的进程，往往由那些懂得在巨人肩膀上起舞的人所推动。

飞利浦的“世纪合作”与李国鼎的远见

黄仁勋在对话中提及了一个极为冷门却至关重要的历史起点。

如今如日中天的台积电，以及光刻机巨头荷兰阿斯麦，其根源都可追溯到荷兰飞利浦。阿斯麦成立于1984年，是飞利浦与荷兰半导体设备商ASMI合资的产物，其最初商业化的目标，正是飞利浦多年研发的PAS 2000晶圆步进机。台积电的诞生，同样离不开飞利浦。

时间回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。当时的台湾地区，正处于从代工制造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的阶段。李国鼎清楚认识到，要在未来世界立足，必须引入最核心的基础技术。1986年，张忠谋受李国鼎邀请返回台湾，随后在政府出资的框架下，拉拢飞利浦等企业共同入股，1987年2月台积电正式成立。

台积电1987年成立时的股权结构，本身就体现了这种路径：台湾地区当时的“行政院国发基金”持股48.3%，飞利浦持股27.5%，是第二大股东，民间股份合计24.2%。飞利浦带来的不仅是资金，还有技术、专利授权以及高管团队的深度参与。台积电的起点，并非几个天才在实验室凭空创造，而是在政府主导下，通过市场准入和产业政策换取技术溢出、深度绑定全球巨头，从而完成工业体系升级的经典案例。

IBM的“开放标准”与台湾的“借力发展”

如果说引入飞利浦是打下了基础，那么真正让台湾地区科技产业链迎来爆发的，是IBM在1980年代初打开的一个缺口。

1981年IBM推出PC后，于1982年公开了除BIOS之外的大量技术资料，形成了PC的“开放标准”，使不同厂商的标准化部件可以互换。这里的关键区别在于：IBM所做的并非软件意义上的“开源”，而是硬件架构文档的公开，BIOS并未以开源代码的形式释放。但正是这种“有保留的开放”，将兼容机生态的地图公之于众。

这就是台湾工程师们等待的巨大机遇。由于自身缺乏建立全球品牌和操作系统的能力，台湾的科技从业者没有去制造整机与戴尔、惠普正面竞争，而是深入产业链的缝隙：设计芯片组、制造主板、从事代工。他们将设计好的芯片交给刚刚起步的台积电和联电生产，凭借制造效率和成本控制，在PC产业链的底层站稳了脚跟。

当年年轻的迈克尔·戴尔，创业模式极为简单直接：从台湾批量采购主板和零部件，运回美国组装后销售。这背后所指向的结构性事实是成立的：台湾的开放标准红利，并非依靠“什么都自己研发”获得，而是通过融入全球分工、将制造效率和成本控制做到极致而实现。

半个世纪的三级推进：开放、合作与定位

听完黄仁勋的分析，台湾地区芯片产业链的崛起，呈现出一条相对清晰的路径：

第一级，借助巨头的技术溢出。 通过李国鼎时期的政策布局和飞利浦的深度参与，获得半导体制造的入场资格。 第二级，拥抱开放的行业标准。 借助IBM的开放架构，切入PC零组件和代工生态，完成资本积累与工程能力迭代。 第三级，在代工模式上全力投入。 张忠谋推动的“纯代工”模式，本质上也是一种极致的开放：不创立自有品牌，不与客户竞争，只做全行业的底层基础。

这条路径证明：在硬科技领域，懂得如何“连接”和“融入”全球网络，可能比单纯追求“全链条自主”更为关键。

算力大竞争：谁在复刻当年的“神奇操作”？

历史的指针指向AI时代。全球正为算力展开极其激烈的争夺。今天哪些巨头的行动，带有当年那种“借力发展”与“开放合作”的远见，又各自付出了什么代价？

微软与OpenAI的联盟，仍是理解“借力发展”的切入点，但其演变本身已成为一堂更严酷的课程。微软提供算力、资金和分发渠道，借助大模型的“力”重振云与搜索业务；OpenAI则借此完成技术扩张。到了2026年，这段关系已从“深度绑定”走向“重新划定边界”：微软仍持有OpenAI约27%股权，OpenAI也承诺采购2500亿美元Azure服务，但微软不再享有独家授权，OpenAI可转向其他云服务商。这说明，“合作共生”从来不是静态的婚姻，而是一组随生态位变化不断重新谈判的契约。

Meta的Llama轨迹，则提供了另一个例证。Llama开放权重曾是一场教科书式的“IBM时刻”，以极低门槛汇聚海量开发者，下载量一度达到约12亿次。但到了2026年，Meta已基本停止Llama后续开发，转向闭源模型Muse Spark，不再开放权重下载。这并不意味着“开放失败了”，而是说明：开源不是终点，而是特定竞争阶段争取生态位的工具。当“降低门槛”不再服务于商业重心，当维持开源领先的边际成本超过闭源变现的诱惑，战略转向就会发生。更准确的教训是：开放的生命力，取决于它能否持续为发起者创造不可替代的生态位价值；一旦这个条件消失，“开放”就会被重新定价。

相比之下，最稳定地持有“开放基础设施”生态位的，恰恰是英伟达自己。黄仁勋深知，英伟达最深的护城河不是那块GPU，而是CUDA这个庞大且开放的软件生态。截至2025年，NVIDIA开发者计划已汇聚约600万名开发者，CUDA生态涵盖超过400个库、3700个GPU加速应用，累计下载量突破5300万次。开发者借助英伟达的算力生态孵化应用，英伟达则赚取底层基础建设的利润。这种开放平台战略，就是AI时代的“纯代工”模式：不争一时一地的应用胜负，而是做所有人都绕不开的那一层。

硬件端的“硬基础”同样在强化这一格局。台积电的CoWoS先进封装是当前高性能AI芯片的刚需工艺，英伟达已预定台积电2026年80万至85万片规格的CoWoS晶圆产能，独占全年过半配额。台积电和SK海力士因AI算力对硬件需求的暴涨而迎来新一轮扩张，它们依旧是那些巨头企业无法绕开的底层节点。

结语：技术历史的残酷与浪漫

历史不会简单重复，但总是押着相同的韵脚。

当年那个从台湾供应链中寻找机会的迈克尔·戴尔，未必预见到四十年后，基于这些制造能力建立起的算力网络会驱动人类最伟大的AI革命。当年把飞利浦引进来的李国鼎，也未必能完全预见，这座岛屿会成为卡住全球半导体咽喉的巨人。

在这个算力即国力的时代，与其盲目追求“全产业链”的闭门造车，不如去理解黄仁勋所指出的那种战略：开放生态、合作共生、找准生态位并坚持到底。但Llama的转向也提醒我们，这种战略需要一种比“信仰开放”更冷静的东西：对自己在每一个阶段的生态位有清醒的算计。技术的突破从来不是一座孤岛，它是一个网络。谁能成为这个网络里最高效、最难被替代的节点，谁就能掌握下个时代的定价权——而“开放”或“闭源”，不过是抵达那个节点路上，可以更换的鞋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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